高西庆是北京街头寻常的骑行者。目前，他的身份是大学教授；此前，他曾是部级高官；再早之前，他曾修过铁路，当过钳工。六十余年间，巨大的身份反差，让高西庆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导读高西庆是北京街头寻常的骑行者。目前，他的身份是大学教授；此前，他曾是部级高官；再早之前，他曾修过铁路，当过钳工。六十余年间，巨大的身份反差，让高西庆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鸭舌帽、蓝衬衣、黑裤子、运动鞋，4月京城的春天里，高西庆着一身干练休闲的装束，跨在自行车上赴约而来。
若非熟识，你很难将高西庆这样的形象，与一位部级高官身份联系在一起。生于上世纪50年代并自称“饥饿年代幸存者”的高西庆，曾有过多种身份。
他修过铁路，当过钳工，读过夜校，并最终在30岁那年凭借自身努力，越洋赴美考取杜克大学法学院。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后，他成为华尔街第一位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人。但在1988年，他放弃了这一令人艳羡的身份，返程回国。
高西庆的这一决定，甚至惊动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。彼时，尼克松亲自写信给时任中国外贸部部长的，挽留高西庆待在美国。但青山遮不住，才子要东归，在海外求学工作8年之后，高西庆还是回到祖国。
回国后，高西庆参与创建了中国证券市场，并历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、中银国际执行总裁。在1999年，他重返证监会担任副主席，随后转任全国社保基金、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，并在中投总经理职位上退休。
从中投卸任之后，高西庆在清华开了一门课，安心教书，这似乎更符合他的初心。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始人之一，高西庆的身份随着工作几经变更，但唯一没变的就是学者身份。
不过，作为资本市场的开创者，高西庆对于资本市场并未停止发表自己的观点。丰富的经历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视野，也正是源于这些经历，他笃信市场的力量。在《财约你》专访中，谈及目前的金融监管、政府职能等议题，高西庆开出的灵丹妙药便是市场化，以及简政放权。
《财约你》节目录制当天，恰逢证监会公布前发审委委员冯小树“小官巨贪”一事。
高西庆面对镜头谈及对此事看法，称其症结在于监管机构手中权力依然过大，应当继续简政放权。其次，应提高监管从业者的待遇，以增加他们在面对物质诱惑时的抵抗力。
公开资料显示，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冯小树，工作历程辗转深交所、证监会等，曾任第七、第八届主板发审委兼职委员，其在2006年6月至2007年4月期间，参与审核通过了27家上市公司IPO首发申请，否决了6家公司首发申请。
业界对于冯小树的专业水平普遍评价不错，但作为掌握公司上市与否大权的发审委一员，冯小树利用工作便利，以岳母彭某嫦、配偶之妹何某梅的名义入股拟上市公司，并在公司上市后抛售股票获取巨额利益，其交易金额累计达到2.51亿元，获利金额达2.48亿元。
从业良久、口碑良好的冯小树，缘何堕入深渊？这再度将市场的视线拉回到谁来监督作为国内股票发行“把关人”发审委的问题上。自1993年发审制度设立以来，发审委在发挥专家把关的功能，提高发行审核工作的公信力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，但由于其审核程序并不透明、存在寻租空间等而饱受诟病。
高西庆将其归结为机制设计问题。“现在被抓住的一些人里面，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感到很吃惊，说这个人不错的，可是他为什么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？这就是机制的问题，机制设计得好的话，坏人不好做坏事，可是机制设计不好的话，好人也可能变坏人。”
他具体阐述称，证监会目前掌握的权力过多过大，因此会出现一些无法制约的现象。“世界上任何国家，没有一个证券市场监管者有这么大的权力”，高西庆说道，“应该继续简政放权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，所以政府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市场的问题，应该让市场来解决。”
将不必要的权力交还市场，专注检查职能。这是高西庆心目中证监会最应做的事情。
“其他国家在资本市场做坏事被抓的几率很高，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个几率就低很多？”高西庆发问后自己回答，“就是因为证监会有多重职能，忙于做审批，就没有精力抓坏人了。”
高西庆认为，以目前证监会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而言，“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国家，甚至高于很多国家”，专注于检查职能，可以让证监会办事更有效率。
其次，高西庆认为，在简政放权之后，监管机构从业者人数也会相应减少，工资待遇将相应上升，可增加他们在面对物质诱惑时的抵抗力。
他以美国证监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例举，在2000年初时美国证监会待遇水平，与市场机构从业者待遇相差20%-30%。这一差距因无法吸引到更优秀的人才，而被彼时证监会主席表示“不能容忍”，随后由美国国会专门拨款8亿美元用以提高待遇水平。
“美国只有20%-30%的差距就已经不能容忍，在国内这个差距，5倍、10倍都不止。”高西庆表示，“在证券市场，国内监管机构可管的事务、应该管的事务还是没有那么多的，人员精简之后，可以提高工资，本来发给3000人的工资，发给1000人的线倍半。”
近年来，股市、互联网金融等领域，不断暴露风险，分业监管的模式和混业经营的趋势，不断产生矛盾，市场不断呼吁，应尽快完善金融监管的部际协调工作。
不过，在高西庆看来，金融监管的协调，重点并不在于分或者合。他例举称，在分业监管和合并监管上面，世界上都有极端的例子，“有些国家把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都合在了一起，管得怎么样，很难说。第二次大金融危机还出现了很大问题。”而对于分业监管，他例举了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，即便经历多次金融危机，但依然存在多个金融机构来分割监管权。“美国证监会比中国的证监会权力小得多，各管各的，他管得好吗，也不敢说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出了很多问题。”
因此他认为，解决金融监管难题的关键，不在于是分还是合，而在于监管思路、监管部门责任以及负责机制。
除去这些，高西庆还提议，应该通过全国人大或国务院，授权成立第三方机构，通过对关键数据的分析，对已发生的金融重大事件进行复盘研究，进而提供给决策者做判断。“中立机构告诉他们（决策者）发生了什么事，是否存在空档，如何解决？是扩展现有特定机构的权力，还是缩小特定机构权力，还是把机构合并起来，这才可以解决。不能说有了问题就合起来，因为连问题究竟是什么还没搞清楚，即便合并，能够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。”
对于成立第三方机构，高西庆认为，承担这一职能的机构，第一要中立，因为如果由监管层牵头来进行反思，首先“股民很难服气”，其次，让监管层评判自身，存在局限性。这一中立机构可以由专家组成，但需要给专家组充分地授权，以便于他们充分获得信息，从而做出客观、中立、有价值的判断。
“欧美大多数国家，以及香港，学术领域的带头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很近，因为政府在不断地咨询这些人，而中国这样的事情很少，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这样兼听则明的体制。”高西庆说道。
从参与草创资本市场，到两进两出证监会，高西庆的身份2003年再度转变，从设计者和监管者，转向全球化的投资者。
2003年2月，高西庆从证监会副主席转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成员、副理事长，负责投资业务。
这是一个为全体国民理财的职位。但囿于彼时允许投资的范围仅为国债等有限领域，高西庆坦言自己在这一岗位上“很闲”，闲到“每天下午大概5点半6点就可以下班了”。
这一局面在高西庆任职几年后，开始慢慢转变。高西庆回忆，等到2006年，社保基金争取到海外市场投资的机会，并在全球范围内选出10家海外投资管理机构代为管理超过10亿美金的投资金额，加之政策对社保基金投资范围相应放开，当年社保基金收益水平即创下9.34%的历史新高。
取得骄人成绩的次年，高西庆的身份再度转变，这一回，他被放到了更大的舞台上去。
2007年3月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，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，中国将组建一个外汇投资机构，依法经营外汇，有偿使用，接受监管，保值增值。
当年9月，这一外汇投资机构——中投公司正式成立。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楼继伟，出任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；时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高西庆，出任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如果说社保基金的职位，是为全体国民理财的话，那高西庆的中投岁月，则是为国操盘，为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合适的保值增值途径。
这一职位并不好干。相比于社保基金，中投公司的舞台虽然更大，但一举一动牵连各方视线，并囿于特殊身份，出海投资常常受到有色眼镜审视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公平待遇。
高西庆甫一到任，即体会到身处其中的是非曲直。2007年5月，尚处于筹备期间的中投公司，对外投出了第一笔，其以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募股权基金黑石超过9%的股权，锁定期为时4年。
随后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，黑石股价步步下挫。以黑石盘中最低时的股价计算，中投公司该笔投资亏损高达83%，就此被拖入泥潭和舆论漩涡。
这笔争议巨大的投资10年过后，高西庆在《财约你》镜头前总结，“从宏观角度上来看，对黑石的投资是值得做的。”
值得做的原因有二，其一是中投公司对黑石的投资早已收回成本并出现大笔浮盈。其二，作为彼时新成立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，迫切需要学习国际上这些领先的金融机构投资经验，而黑石在那几年间，对于中投的帮助最大。
不过，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善待这一正处于蹒跚学步的国家主权基金。高西庆曾多个场合表示，中投公司在美国的一些投资，在胜利曙光的前夜，因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（CFIUS）的介入而宣布告终。“我只能简单地说，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里面，很大的一部分是这个投资审查机制带来的挑战。”
这一挑战在中投公司成立初期并未显露，原因是2008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危机，而中投公司手中拥有大把现金，“一些国家可能咬着舌头同意（中投公司）投资。”不过等到金融危机缓解后的2009年和2010年后，高西庆开始发觉，审查机制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，成为中资出海路上的一大壁垒。
有色眼镜不止体现于此。在索尔金所著的《大而不倒》一书中，现实中从不抽烟的高西庆，却被描述为在街边狂吸烟的瘾君子。
囿于特殊身份的中投公司，尽管遭到一些不公平对待，但在高西庆做操盘手的6年时间里，其境外投资回报率分别达到-2.1%、11.7%、11.7%、-4.3%、10.6%以及9.33%，截至高西庆卸任的最后一个完整财报年度，中投公司累计年化收益率达到5.70%；而在当年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股东总回报率仅为1.5%。
优异的投资成绩为高西庆代国操盘的岁月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2014年2月，高西庆正式宣布卸任并退休。
从中投卸任之后，高西庆在清华法学院开了一门课，安心教书。这似乎更适合他的退休生活。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始人之一，高西庆的身份随着工作几经变更，但唯一没变的就是学者身份。
与波澜壮阔的职业生涯相比，教书似乎是安稳而平静的生活。但他自陈教书的日子并不“平静”，因为要对学生负责，所以每节课前都需要备课，相比之前的工作也一点都没闲着，反而还会“累得要命”。
但高西庆似乎乐在其中。高西庆坦言，教书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去更深刻地考虑问题，过程中还可以向学生、备课材料和整个市场学习，“以前做过的那些事，有时间想一想到底哪个地方做对了，哪个地方做错了，每次都有新的体会。”
节目的最后，当《财约你》主持人马腾问起“教书生活是否就是你认为的体面生活”时，高西庆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他说，“我可以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，我可以不说我不想说的话。”
高西庆回答称，“我每天都可以吃的很饱，我有一辆很好的自行车，很远的地方我都可以骑车去，这就是我认为的体面生活。”